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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《家庭寄養管理辦法》（征求意見稿）正在征求意見。意見稿規定，寄養家庭寄養兒童不得超過2人，且無未滿6周歲兒童。此外，藉機斂財、歧視虐待寄養兒童的家庭將被強制解除寄養關係，構成犯罪的將被追刑責。
　　家庭寄養模式實施，在我國已有一些年頭。以試點論，北京於1994年就在大興開始試點，屈指算來足足20年；以法規論，於2004年1月開始實施的《家庭寄養管理暫行辦法》至今也有10年整。從“暫行辦法”到“辦法”，變的是細節，譬如“每個寄養家庭寄養兒童的人數不得超過3人”變2人，不變的是大方向。個中得失，堪贊堪彈，譬如實施主體單一、政府一手包辦問題似乎沒有太大改觀。未來的運作模式仍為：民政部門負責制定政策與監督管理，兒童福利院制訂計劃並組織實施。對於社會組織在家庭寄養中的地位與作用，“辦法”與“暫行辦法”一字不差，“兒童福利機構可以依法通過與國（境）內外社會組織合作、通過接受社會捐贈獲得資助。”10年過去了，對社會組織的定位仍局限於此，呈逡巡之態，未充分體現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“激發社會組織活力”之精神，殊為遺憾。
　　常常作為家庭寄養參照系的兩種模式，一種是英國模式，由3種機構提供家庭寄養服務：地方政府、非政府組織和志願組織；一種是香港模式：政府只負責提供資金、制定政策與服務標準、進行統籌和考核評估，具體的服務則全由非政府組織提供。兩種模式共通之處就是引進社會組織參與，區別在於分量不同。家庭寄養為什麼需要社會組織參與？原因在於，傳統的、單一的服務主體存在缺陷，未能臻善。傳統的由民政部門一手包辦，過分倚重公共福利資源，對地方財政是一個重大考驗不說，其保障水平還與地方財政情況高度關聯，從而出現厚薄不一現象。而且，行政往往是一個繁瑣而耗時的過程，與慈善服務的時效性難免衝突。
　　社會組織可以在一定程度修複這些“失靈”，他們的努力使兒童的需求被髮現和滿足，從而推動政府保障與管理水平的提高。同時，社會組織的競爭關係，有助於提高家庭寄養的服務質量，使兒童利益得到體現。當然，必需的前提是：發展有道，管理有方。無論採取“政府購買服務”，將家庭寄養服務外包，政府只負責資金提供與監管，還是多條腿走路，由多方合力提供相關服務，都應該考慮給社會組織騰出更大的空間，鼓勵和引導社會力量參與進來。最終實現，家庭寄養實施主體多元化、服務模式多樣化、服務隊伍專業化。目標只有一個，讓受助兒童得到更好照顧。
　　摘編自《廣州日報》5月6日文/練洪洋　　（原標題：家庭寄養要給社會組織留足舞臺）